精粹 | 佟家栋、于博:新质生产力与高水平对外开放: 必要性、一致性与实现路径
佟家栋
南开大学讲席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
于博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
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提出“新质生产力”一词。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是新技术条件下最先进的生产力,产生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是在经济全球化逐步深入、调整、发展的背景下总结归纳而来。对新质生产力的认识离不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和新材料等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以科技加速迭代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我们在坚持深层次改革的同时,始终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大发展,盘活国内大循环体系,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新机遇,走向世界前沿。
一
发展以新质生产力为内核的数字经济必须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新一轮科技革命是数字技术的革命,数字技术的进步为世界开启了数字经济时代的大门。人们围绕信息产业开发出一系列产品和服务,开始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模式的新形态。对我国当下的发展而言,这一重构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的新质生产力来推动,需要代表新质生产力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成果来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新产业的成长和未来产业的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旨在形成生产力跃升和生产方式变革,从局部的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发展为全面的产业体系现代化和数字化,从量变引起质变,进而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统计数据,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同比名义增长10.3%,自2012年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增速连续11年显著超过GDP增速,数字经济发展规模达到7.5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位。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组成部分,新能源汽车产业也在技术革新与数字化转型中快速发展,2014—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销量从7.5万辆增长到950万辆,全球占比超过60%,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71%,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连续九年位居世界第一。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20万辆,占新能源汽车销量的12.7%,而2018年这一数据仅为0.5%;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销量同比增长77.6%,远高于国内市场的33.5%。
对当今世界而言,数字经济的贡献逐步扩大,全球数字经济向三次产业的渗透率不断加速,2022年数字经济对全球51个主要经济体第三、二、一产业的渗透率分别达到45.7%,24.7%和9.1%,对全产业都产生了深刻的、变革性的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不仅在全球的科技交流中使得信息技术日趋产业化,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合作和交流中,让传统产业日趋数字化,这种数字化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源。数字经济既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也是其必然结果。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同样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国际交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与合作中检验和发展其先进性。
(图源:pandaily)
二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内在一致性
从人类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在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实现的。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我国当前面临的历史性机遇来看,新质生产力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内在一致性。
首先,新质生产力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目标一致性。为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我国必须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构筑竞争新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培育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益严峻,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压和约束,因此必须依靠先进的生产技术、优异的产品质量、发达的信息系统,并且还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使得企业能够持久生存,产业能够具备国际竞争力,经济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
其次,新质生产力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逻辑一致性。从理论逻辑出发,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促进社会分工的专业化,而分工的专业化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市场规模,释放更多时间和资源来推动其他经济活动的发展,从而有利于提供更高质量和更多样化的产品,进而提高整体产出。全世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产业融合和全球价值链重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基于“外循环”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向全球产业链、全球创新链的演化,这要求我国优化生产环节、调整国际分工,通过科技创新提质增效,全面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而发展新的生产方式。
再次,新质生产力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功能一致性。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上还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样才能提高企业利润率,改善就业状况,满足社会预期,提振投资信心,刺激消费需求,疏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恢复经济增长。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稳固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扩大出口规模,推动双向投资,提升中国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以创新驱动为导向,以质量效益为核心,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进而实现国际外循环的通畅运转。
最后,新质生产力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价值一致性。从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文化认同来看,新质生产力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精神内核是共通的。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迫切需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并不是以牺牲其他国家人民的美好生活为代价。我国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愿意同世界分享技术进步的优秀成果、科技创新造就的美好生活,即使在贸易摩擦与地缘政治冲突频发的国际环境下,我国仍然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图源:Eurohub4sino)
三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国际挑战
当前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主要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的两类挑战和压力:一是技术和市场的封锁,二是部分西方国家挑动地缘政治冲突阻碍全球化发展。
从技术和市场封锁来看,随着以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为首的数字产业化的飞速发展,使我国初步具备了一些改变局势的条件。然而,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担心我国在数字技术上实现赶超,特别是在传统产业数字化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在数字技术的发展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加之发达国家在一些前沿技术上的垄断,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逐渐拉大。因此,欧美发达国家采取多种措施,建立“小院高墙”,打击我国的相关产业,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及其产业化,以及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和全球销售。可以预见的是,这种打压还在继续并在未来一个时期仍将继续,但是伴随我国对“卡脖子”技术的不断突破,这种打压反而成为激励我国实现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进步的推动力和凝聚力。从地缘政治冲突的角度看,我国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全球化需要一个安全、团结、稳定的国际秩序,但是地缘政治冲突的不断激化,使得全球化受到严重阻碍。对我国而言,当前的经济发展正面临外需减少、国际循环遇阻、外部风险加剧等严峻挑战。
四
推进构建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建议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基础之上,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优势,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首先,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高标准国际规则接轨,构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处理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市场失灵条件下的引导和调控作用。
其次,充分认识新质生产力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围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作出适应性调整,以便推动数字经济的逐步发展与完善,把新质生产力的各个要素加入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推动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产业效率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再次,积极参与并逐步加大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投资,以便在未来的产业发展中占据比较优势。在此过程中,高度重视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将营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环境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2024年3月,国资委按照“四新”(新赛道、新技术、新平台、新机制)标准,遴选确定了首批新质生产力启航企业,鼓励启航企业大胆“出海”,利用现有的区域一体化环境,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新质生产力启航企业的国际知名度,从而实现由企业到产业开放水平的提高,进而实现从产业到规则和标准的制度型开放水平的提高。通过这种方式,自下而上、由点到面地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适合新质生产力和国际分工新趋势发展的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佟家栋、于博:《新质生产力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必要性、一致性与实现路径》,《国际经济合作》2024年第4期,1—7页。公众号刊载为缩减版,注释从略,如需全文,请前往知网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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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家栋、鞠欣: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国际战略形势思考
责编 | 王建
美编 | 李墨涵